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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中文网 www.liujiuzw.com,马桥词典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!


    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,顾不上它了。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。

    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,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。它看了我一眼,没有任何表情,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。它又老又瘦了,胸脯排骨突出,尾巴上的毛差不多掉光,目光也十分黯淡。它大多时候只能卧着,也听不懂长沙话。当我伸手摸一摸它的头,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,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口,当然并没有真咬,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,表示威胁和厌恶。

    “黄皮,你不认识我了?”

    它呆呆地看着我。

    “我是你的主人,不记得了?”

    这条没什么说头的老狗,再次看我一眼,夹着尾巴掉头而去。

    黄茅瘴

    我在马桥的时候,兆青多次告诉我不要大清早爬山上岭,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以后。他还指给我看,山间的一种蓝色氤氲,如丝如带,若现若隐,悬挂于枝叶,出没于林间,有时还形成一圈一圈的雾环——那就叫瘴气。

    瘴气分为好几种:春有春草瘴,夏有黄梅瘴,秋有黄茅瘴,都是十分有毒的东西。人一不小心碰上了,皮肤必定溃烂,伴有面色青黄,上呕下泻,十指发黑,说不定还会送命。

    他还说,即使大白天也不可大意。上岭的前一天夜里,人不能吃烟喝酒,不能胡言乱语,不能行房事,还得烧香敬山神。第二天出门时最好还要喝两口包谷酒,暖身子,壮阳气。在房子的东北屋角劈一竹筒也是必要的——可以驱邪魔。

    这都是兆青说的。

    是他说的。我记得。

    甜

    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,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:“甜”。吃糖是“甜”,吃鱼吃肉也是“甜”,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“甜”。

    这样,外人很难了解,是他们味觉的粗糙,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,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,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?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,在味觉词汇特别丰富的中国,这种情况殊为少见。

    与此相联系的是,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,差不多只有一个“糖”字。糖果是“糖”,饼干也是“糖”,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“糖”。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,还是叫“糖”。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,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,比如“糍粑”和“米糕”。“糖”的笼统,只限于一切西式的、现代的、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。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,被他们叫做“糖”,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,不习惯。

    也许,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,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。很多年以后,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,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,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,胡椒味也好,辣椒味也好,芥茉味也好,大蒜味也好,一律满头大汗,“hot(热味)”一下完事。我窃窃地想,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,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?我不会笑话他们,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。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,顾不上洗手洗脸(满身全是泥巴),顾不上拍打蚊子(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),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(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),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,是什么味道。在这个时候,我什么也没看见,什么也没听见,唯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,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,那些精细的、丰繁的、准确的废话,对于我有什么意义?

    一个“甜”字,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,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。只要细心体察一下,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。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。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,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。直到今天为止,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,辨别西欧人、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,辨别英国人、法国人、西班牙人、挪威人、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,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。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,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,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、服装、语言、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。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,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、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。因此,中国人更爱用“西方人”甚至“老外”的笼统概念,就像马桥人爱用“甜”字。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,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。

    同样,直到今天为止,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,美国的资本主义,西欧的资本主义,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,日本的资本主义,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。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,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,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,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,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。在很多中国人那里,一个“资本主义”的概念就足够用了,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。

    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**的政治刊物。我很奇怪,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,同样停留在马桥人“甜”的水平。比方说,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,背叛了马克思主义,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(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?);一方面揭露**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,一方面又嘲笑**分子的自我禁yu太压抑人性(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?)。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,只觉得凡是**的就值得喝彩,就很好,就是甜。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,我读到一条消息: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,姓陈,宣称自己是**义士,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做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。几个月后,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,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。在餐桌上,我告诉他,我认识这个陈小姐。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,只是组织过一个“热岛文学大赛”,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,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,一拍屁股卷款逃港。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,但这不要紧,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,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,马尔克斯、昆德拉、略萨等等,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——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。

    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。他皱着眉头说,她也许骗了钱,也许骗得很笨,但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?

    他费力地打着手势。

    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。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。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,你可以拥护,可以反对,但不能没有尊重。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。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“糖”,现在,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“反抗”。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,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“糖”。如此而已。

    清明雨

    我无话可说,看见山谷里的雨雾一浪一浪地横扫而至,扑湿了牛栏房的土墙,扑皱了水田里一扇扇顺风展开的波纹,一轮轮相继消逝在对岸的芦草丛里。于是草丛里惊飞出两三只无声的野鸭。溪流的和声越来越宏大了,但也越来越细碎了,以致无法细辨它们各自本来的声音,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,只有天地间轰轰轰的一片,激荡得地面隐隐颤抖。我看见门口有一条湿淋淋的狗,对着满目大雨惊恐地叫唤。

    每一屋檐下都有一排滴滴答答的积水窝,盛满了避雨者们无处安放的目光,盛满了清明时节的苦苦等待。

    满山树叶都发出淅淅沥沥的碎响。

    春天的雨是热情的,自信的,是浩荡和酣畅,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。比较来说,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,秋天的雨是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恍惚,冬天的雨则是冷漠。恐怕很难有人会像知青这样盼望着雨,这样熟悉每一场雨的声音和气味,还有在肌肤上留下的温度。因为只有在雨天,我们才有可能拖着酸乏的身体回家,喘一口气,伸展酸麻的手足,享受弥足珍贵的休息机会。

    我的女儿从不喜欢雨。春天的雨对于她来说,意味着雨具的累赘,路上的滑倒,雷电的可怕,还有运动会或者郊游的改期。她永远不会明白我在雨声中情不自禁的振奋,不会明白我一个个关于乡下日子的梦境里,为什么总有倾盆大雨。她永远错过了一个思念雨声的年代。

    也许,我应该为此庆幸?

    现在,又下雨了。雨声总是给我一种感觉:在雨的那边,在雨的那边的那边,还长留着一行我在雨中的泥泞足迹,在每一个雨天里浮现,在雨浪飘摇的山道上变得模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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